元代青花瓷器是一種用鈷料在瓷胎上繪畫，再施以透明釉，在1200度以上窯爐高溫下一次燒成的釉下彩瓷，它開創了中國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先河，是中國陶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元代的絲綢之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疆擴土，以及對中西交往的包容態度，使得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幾乎成為蒙古帝國的內部交通路線，而迎來了一個對外文化交流的高度繁榮時期。以元代青花瓷器以及作為其外銷重要載體的絲綢之路這兩個相關聯的名詞為視角，以此來試窺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民族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特點與獨特魅力。
一、元代青花瓷器的歷史地位及當代影響
元代青花瓷器俗稱“元青花”，因其創燒于元代且繪畫所用鈷料燒制后所呈現的青藍色的彩繪紋飾而得名。藍色的花紋與潔白的胎體交相映襯，渾然一體，宛若一幅雄奇瑰麗的水墨畫。它上承宋瓷，下啟明清，作為青花瓷成熟制作工藝的開山鼻祖且存世稀少，而備受世人推崇。它的產生為景德鎮在明代成為世界制瓷業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而它出現的時間雖然較短，但卻迅速地走向了成熟，這與它成功借鑒了前朝歷代釉下彩繪技術不無關系，所以說，它的出現絕不是偶然，而是中國陶瓷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
在元青花誕生之前，早在唐代就已經有工匠不自覺地運用鈷料于陶瓷的裝飾中，但均未達到像元青花這樣作為一種工藝而成熟運用的程度。到了宋代，景德鎮窯工已經熟練掌握了各種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在他們中間還存在著較為細致的分工。南宋至元代是民族大融合時期，也是南北各民族大遷徙時期，隨著金人、蒙古人的南下和南方漢人向北遷徙，這其中不乏一些來自南北方窯口（如磁州窯、吉州窯）身懷絕技的工匠，融匯入當時瓷都景德鎮窯場做工。元代的景德鎮窯工創新性的將高嶺土摻入到瓷石中，創制了瓷胎原料的“二元配方”，為青花瓷能在元代發展到了一個高峰提供了可能，同時也對后世的陶瓷藝術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色料上，他們開始采用來自西域波斯的“蘇麻離青”（即進口鈷料）代替國產青料生產高檔產品，使得元青花的繪畫效果呈現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動藝術感染力，這些因素使得當時景德鎮瓷窯所創燒元青花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價值，形成了“匠從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元青花誕生于多民族、多種文化融合與碰撞的元代，特定的歷史環境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元青花發源于中國，主要承襲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它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原因，又處于元代這個多民族交融的歷史環境之中，它藍白相間的典雅韻味迎合了當時蒙古族統治者崇尚藍天白云的民族特性，因此元青花包容了眾多的文化要素，其中主要的是中華多民族文化和伊斯蘭文化。這不僅是因為它的鈷元素色料來源于西域的波斯，我們從世界元青花瓷器三大收藏地的館藏數量上可以驚訝地發現，原產于中國的元青花，其館藏數量多者，竟然是土耳其的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而中國國內館藏多的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館也僅位于世界第三的位置。
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了2005年于英國倫敦佳士得拍賣行所拍“鬼谷子下山圖”元代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其后成交價為1 400萬英鎊，加傭金后為1 568.8萬英鎊。以當時的匯率折合人民幣約2.3億，創下了中國藝術品在世界上的高拍賣紀錄。這一消息的傳出，迅速轟動了全世界，受到了眾多藏家的追捧；其后更是引發了全球的“青花熱”，就連風靡亞洲歌壇的歌手周杰倫也在其后創作一首中國風歌曲“青花瓷”來歌詠它。這使得青花瓷不僅成為各個年齡段群體中耳熟能詳的事物，并且北京奧運會頒獎禮服上青花瓷設計元素的成功運用，也使其在世人面前賺足了眼球，而上升成為一種標志性的“中國風”文化元素，而被當代文化藝術創作廣泛的運用于各個領域。
二、元代絲綢之路的發展及其與元青花的聯系
絲綢之路早由德國著名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于1877年所提出。它的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所以“絲綢之路”一詞一經提出即被廣泛采用。絲綢之路通常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都長安（今天的西安）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它跨越隴山山脈，穿過河西走廊，通過玉門關和陽關，抵達新疆，沿綠洲和帕米爾高原通過中亞、西亞和北非，終抵達非洲和歐洲。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主要道路。廣泛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早由西漢武帝時期的張騫所開拓，他帶著價值貴重的金帛貨物到了西域各國，開始了東西方初的大型商貿交往。從此，商品在絲綢之路上交流，文明在絲綢之路上交匯，民族在絲綢之路上交融。絲綢之路成為一條東西方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通達大道。
及至元代，蒙古帝國統治者的對外擴張，在使歷史上中華版圖達到極致的同時也一定程度恢復了自唐末以來連年戰亂而陷于停頓的絲綢之路。蒙古人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以往絲綢之路上的大量關卡和林立小國，這使得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更便捷。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元朝統治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度，13世紀馬可·波羅的中國之行及其游記就是良好的佐證。并且在這一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升到了與陸上絲綢之路并舉的地位，因為前朝宋代的偏安一隅，陸路交通的阻塞，直接促使了海路交通的大力拓展，并且中國南方得到進一步開發，全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尤其是陶瓷業中心的南移至景德鎮，方便了瓷器由南方沿海港口的向外輸出。所以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在繼承之前海路的基礎上，大力提倡、鼓勵海上對外交往，對海外貿易實行開放、鼓勵政策。1279年蒙古人平定江南當年即派廣東招討使從廣州啟程出使俱藍國（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徠貿易。不久，又在廣州設市舶提舉司，以通諸蕃貿易。這使得元代海上絲路的航線，遠達南洋群島、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灣，以至東非。達到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全盛時期，海外貿易得到了較大發展。在造船術改進、指南針發明等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動下，陶瓷貿易在此大背景下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從而取代絲綢、香料等大宗海上出口貨品，成為海上出口大宗貨物，因此有許多人以及一些日本學者把“海上絲綢之路”稱作“海上陶瓷之路”以突顯瓷器在元朝的海上貿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左右，這就使得珍貴的元代青花瓷器為什么大部分藏品散落于陸海絲綢之路沿線的波斯（今伊朗）、奧斯曼土耳其且多于國內這一問題變得不再難以理解。
三、元青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影響與意義
元青花，從其誕生至今的800余年間，一直為世人所追捧。究其原因，并不僅僅因為它的稀少，更因為青花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裝飾元素綿延不息的親和力與感染力。從元代延續后世的明清乃至民國瓷器，我們不難發現，無論官窯或民窯所產瓷器，還是內銷與外銷瓷中，青花瓷數量都極為龐大。這恰巧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青花歷來受到喜愛，中國人喜歡，外國人也很喜歡；文人貴胄喜歡，平民布衣中也廣受歡迎。它做到了觀賞與實用裝飾的并舉，因而具有了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從它經由陸海絲綢之路對外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不難梳理出一個極為龐大的元帝國對外交流網絡。而在這個網絡中，古波斯與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所處的西亞地區，不僅現存藏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遺跡也頗為豐富。一方面，這與來自西亞的青料亦密不可分。正是這種來自西域被稱作蘇麻離青的使用，使得西方的青花料在東方的窯爐中幻化出了被譽為“寶石藍”的幻藍光澤，賦予了元代青花瓷器湛藍絢麗的顏色和飄逸雋永的神采，以至于流傳至今，經久不衰。另一方面，那些承載著元青花的駝鈴聲與大寶船，帶去的不僅是令西方嘖嘖稱奇的富饒物產，更是由于這種跨文化的傳播與互通，使得中西方貿易、宗教、文化的達到了一個空前融合的時期，造就了西方人的“東方情結”，對之后世界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元青花，它誕生于大元帝國那個波瀾壯闊的朝代，而幸以得天獨厚的萃取多種文化智慧的結晶，所以一經出現就注定它的不平凡。隨著元青花考古研究與國際交流的不斷深入，或許隱藏在它那幽藍而又深邃的光芒背后，還有更多的文化之謎等著世人去揭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