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窯早產生于唐代，到了宋代，官窯成為一種專用的名稱。在北宋的都城開封和南宋的都城臨安附近，都設置有專門燒制瓷器的窯口，這些窯口就被稱為官窯。

　　從民窯分離出來的官窯，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它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它利用權勢從全國范圍調集了大批技藝高超的工匠，使用優質的原材料，不惜工本地追求產品質地和藝術性。

　　第二、產品既有藝術性很高的實用品，也有毫無使用價值的純藝術品，如明代的薄胎瓷，又稱脫胎瓷，整個器物薄如蟬翼，只見透明的釉，幾乎不見胎骨，映著光可以看見手上的指紋，古人用“只恐風吹去，還愁日炙消”來形容它。這種瓷器制作起來費工費時，還要有很高的技術。制作時要對胎體反反復復地修刮，才能把兩三毫米厚的粗坯，刮成雞蛋殼那么薄。這么嬌貴的東西，只有官窯做得出，皇家玩得起。

　　第三、官窯瓷許多器物的器形、紋飾都由內廷甚至皇帝本人出樣，工匠們照章制作，這大大限制了他們的創造性。不少官窯瓷雖工整精細，但不夠靈動、缺乏生氣。

　　1709年，清雍正帝下令仿造明朝五彩瓷罐，他在圣旨中提出：“原樣花紋不甚好，往精細里改畫。”1713年，他在造辦處的報告上還作過這樣的批示：“菊花瓣畫草了，嗣后照千層疊落花瓣畫。”

　　雍正帝的兒子乾隆帝對瓷器的癡迷更甚，一生做了兩三百首詠瓷詩，其中有不少用刻或寫的方法直接裝飾到了器物上。這位多才多藝又愛出風頭的皇帝，在瓷器的燒造上也常突發奇想，標新立異。如筆筒，原本很簡單，在乾隆時期卻造得十分奇特。除了圖案如花似錦外，頸部還能隨意轉動，可以組合出甲子紀年。這種奇特的東西并未流傳普及，可見它實用價值不大，不過是皇帝的玩物。

　　當然，日理萬機的皇帝，不可能把很多精力和時間花在瓷器設計上，明清時代都設有專門的機構管理官窯。主管瓷務的官員大多是有造詣的行家，他們不僅懂得技術和管理，同時又具有高深的文化藝術修養，如清康熙時的劉源、郎廷極，雍正、乾隆時的唐英等人，都為官窯瓷乃至中國制瓷業的發展與提高做出過重大貢獻。唐英撰寫的（（陶冶圖說》，圖文并茂，是一部相當完整的制瓷工藝專著，是陶瓷生產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總的看來，官窯瓷雖有某些局限性，但它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確實創造出了不少絕世精品，對瓷器制造業的發展貢獻是巨大的。官窯瓷歷來被視為代表當時社會制瓷工藝的高水平。官窯瓷留存于世的并不多，很多典籍中記載的精品和技藝蹤跡難覓，或者已經絕跡失傳。

　　官窯瓷器的鑒定方法：

　　一、首先看外型，包含線條的收放、形狀等。

　　二、胎釉彩，我們一清朝為例，康熙時期特點是“緊皮亮釉”，釉面緊繃在胎體上，胎很健康，斷口像貝殼相同硬，斷面像糯米糕的切面相同細，藍彩透徹亮麗。雍正時期的胎白，含雜質少。乾隆時期胎體皎白細膩，瓷質堅密，胎壁比雍正青花略厚。釉面勻凈，多數是青白釉，少數為粉白釉，光澤瑩潤。

　　三、紋飾，紋飾與其時的社會習俗和皇帝的審美情味緊密聯系在一起。比方，康熙時期，山水人物故事、“刀馬人”較多，表現古代戰爭場面、戰馬嘶鳴的大場面較多，而康熙后期社會現已安靖下來，則有耕織圖等。雍正時期已根本沒有“刀馬人”紋飾，花卉、花鳥較為盛行，考究俊美，規劃也愈加合理。乾隆時期紋飾雜亂，點綴煩瑣，受西洋的影響較為顯著，比方有西方婦孺、兒童畫等等。

　　第四，款識。官窯款多六字、四字的，比方“大清康熙年制”、“乾隆年制”等。從字體上看，康熙時期多楷書款，雍正時期楷書、篆書偏重，乾隆時期重篆書，嘉慶、道光時期多篆書，咸豐以后又開端注重楷書。從筆畫上看，康熙時期筆畫有力，而雍正則顯得整齊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