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在唐代因其富麗堂皇，百花之中亦受歡迎。宮廷御花園，大臣府第，文人居所，無不爭相采購、種植，欣賞其風姿。較有規模之庵觀寺院莫不尋覓名貴品種種植牡丹，用以彰顯其知名度，招徠貴賓以及一般施主。盛唐之際，牡丹被譽之為國色天香，實至名歸，決非偶然。安史之亂后，盛唐之“萬國衣冠拜冕旈”之盛況未能延續，然欣賞牡丹，用美術或詩文歌詠牡丹已成中國民族傳統文化不可或缺之組成部分。“出門俱是看花人”也成為文明之標識，生氣蓬勃之文化傳統活動。

　　宋、元、明、清以來，無論繪畫、詩文，無論陶瓷、雕刻、織錦，仍爭相以牡丹為題材，實屬必然。一方面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也可能折射中華大地再現盛世之渴望。宋代詩人陳與義有《牡丹》七絕：“一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鐘客，獨立東風看牡丹。”即為確證。

　　我們也應注意到唐代詩詞對牡丹的熱情歌頌，還有宋元時期，文人因國勢衰弱，蟄居江南，或流浪嶺南，對牡丹產生了難以言喻的一種苦戀情結。

　　清明、寒食、重陽等等皆為古代節令，故有“清明時節雨紛紛”等名句流傳。而花開花落雖隨節令而異，而以“牡丹時”作為時令稱謂則屬于頗為特異的事例。諸如歐陽炯《三字令》之：“春欲盡，已遲遲，牡丹時。羅幌卷，翠簾垂。”又曹邍《[玲瓏四犯]被召賦荼靡》：“天氣乍雨乍晴，長是伴，牡丹時節。”

　　明明“被召”填詞的題材是荼靡，作者依舊要再點明是牡丹時節，這說明牡丹在作者心目中已占有了十分特殊的地位。明白這些道理，瓷器上頻頻出現牡丹飾紋的原因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了。

　　改革開放以來，牡丹在洛陽、菏澤等地迎來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國眾多觀光者，另一方面上海等大城市紛紛大規模擴展牡丹園地。當今，習近平主席高瞻遠矚，倡導全世界共同繁榮，共同飛躍之中國夢。目前中國之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居全球第二位，文化藝術則淵源綿長，影響深遠，世界各國紛紛建立孔子學院即為明證。目前中國觀賞花卉之風尚已不亞于當年盛唐時期。

　　以上海而論，有時某一公園僅僅一天之中，看花人竟達二萬以上。當然，百花齊放，不僅牡丹一花獨放也。

　　我們不能忽視在“出門俱是看花人”的同時，美術與詩文也出現了許多品題花卉佳作。我們有責任把這些作品編印出版，使這一中國文化史上新篇章保存下來，既可供后人作為史料研究，也可在國際上作交流。

　　據《文匯報》載：“上海博物館近一次大型文物展覽‘絲綢之路’上，有元代青花纏枝牡丹鳳穿花紋獸耳罐既見于國內，在海外亦有發現。土耳其托普卡比宮藏品亦有相似的牡丹紋大罐，日本、印度尼西亞、泰國、印度等地，也曾出現類似獸耳大罐的蹤跡。”由此可見，欣賞牡丹之風早已與唐代文明同時傳播于世界各地。去年法國畫家以油畫牡丹參展湯兆基美術館之牡丹畫展，亦非偶然，自有其綿長之歷史淵源。

　　改革開放之初，文藝方面就有大型舞蹈《絲綢之路》，既是反映盛唐之景觀，也是中國人民內心為祖國繁榮昌盛之歌頌。《絲綢之路》之“花”乃荷花，那是題材做決定的。絲路所經諸國以崇尚佛教者較多，寺院中佛像均以坐于蓮花（荷花）寶座之造型為主。

　　如今牡丹再次成為我國文藝之主要題材之一，有其必然因素。湯兆基先生擅長書畫金石，多才多藝，所畫牡丹為國內外推崇，我認為與中國之飛速發展亦有內在之聯系。當然，我們提倡一帶一路，愿與世界共同走向繁榮富強，不僅僅提倡百花齊放，我們正在營造萬花競艷的美好世界，所以從世界各國引進了一批又一批的櫻花，睡蓮、郁金香、蝴蝶蘭等等。我們游覽風景區時，無論春夏秋冬，均有繁花如錦，異彩紛呈，應接不暇。

　　其中牡丹不僅在中國為流行，品種亦多，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乃是不爭的事實。湯兆基先生所畫牡丹曾多次出版畫冊，獲得盛譽。我認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現實生活。他多次親臨洛陽、菏澤，細心觀察各種牡丹之千姿百態，復于海灣森林公園湯兆基美術館外，辟地二十萬平方米，種植牡丹，風晨月夕，就近欣賞其風采。二是名師傳承。他研讀李叔同之詩文、白蕉之書法，錢君匋之篆刻等藝術，傳承其人文精神，故所畫牡丹能收形神兩似之效果。三是重視研究古代有關牡丹之文物。不僅周昉之《仕女簪花圖》，歷代瓷器上之牡丹紋飾亦作精詳之分析與考證，乃有其獨到之領會。故造詣獨高，并非得來全不費工夫也。